2026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经济保持了向上态势，实现了“十五五”“开门红”。
4月4日，中国宏观经济论坛“季度论坛（2026年第一季度）”在北京召开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泽分析，2026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经济保持向上态势的主要动力，来自外需和基建投资增速回升。如果单纯从数据走势看，即使全球石油价格年内保持在每桶100美元左右，中国经济“开门红”也能够延续。一方面，当前中国外需支撑机制具有多样性，这意味着调整手段多、韧性强，对全年有足够的支撑。另一方面，在“十五五”重大工程前置、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助力下，中国基建投资增速全年将保持在高位。
于泽认为，2026年第一季度内外需发力，中国经济“开门红”维度一是宏观经济良好开局，价格水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升；维度二是财政和金融数据表明政策持续发力，反映出财政支出靠前发力、稳增长的政策导向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强调，政策发力和改革加力相结合，推动中国经济回稳向好。一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，二是增强货币政策支持性功能，三是以深化改革释放服务消费潜力，四是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，五是多措并举推动物价回归合理区间。
中国经济已经在“再平衡”
2026年以来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，能源价格冲击持续不断，全球航运网不畅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，实现了经济“开门红”。王一鸣认为，中国经济开局良好得益于宏观政策提前发力：一是2026年初以来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靠前发力，提前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、“两重”项目预算支出，各级财政加快支出进度，支持项目早启动早实施。二是货币政策保持宽松，金融总量较快增长，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.2%，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9%。三是地方政府以启动实施“十五五”规划为契机，推动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开工建设，推动投资和经济企稳回升。
王一鸣提醒，2026年，中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，一是中东战事延宕带来不确定性。二是全球贸易形势仍存不确定性。同时，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仍面临挑战，“供强需弱”矛盾仍然突出：一是消费需求仍然偏弱，二是房地产市场尚未止跌回稳，三是民间投资仍然乏力，特别是“供强需弱”突出表现为供给端扩张速度明显快于需求端扩张速度。
王一鸣分析，“供强需弱”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观察：一是2012年后随着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，需求侧扩张在减速，需求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。
二是2020年世纪疫情对供需两侧都造成巨大冲击，但对需求侧冲击更大，加之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暴露，需求侧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，扩张速度都明显放缓。
三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形成需求收缩效应，虽然近年来新兴产业增势强劲，但短期内仍难以抵补房地产调整形成的需求缺口。
四是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的资产减损，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形成收缩效应，居民消费更趋谨慎。
五是地方政府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，偿债压力增大，对投资需求形成影响。而且，化解存量隐性债务，要求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，客观上会抑制投资需求扩张。
六是供给大于需求的“剩余”部分，主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，但是随着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%，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。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表示，自2010年以来中国消费占比已经在上升，但消费依旧偏弱，可能会造成较大的产能压力。同时，中国推动更多的产品出口，但现在形式发生了变化，即投资占GDP比重在下降，消费占GDP比重在上升，中国经济已经在“再平衡”。
中国经济运行发生了多方面积极变化
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，当前的经济压力都不是“暂时的”，而是系统性矛盾的集中爆发。黄益平认为，当前，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“供强需弱”，特别是消费偏弱根本原因有三：一是地方政府更偏重投资与供给，对消费支持不足。二是劳动力长期过剩抑制了工资增长。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，老百姓不敢花钱。“造成中国国内消费相对较弱的因素：一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，二是过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。”黄益平认为。
2026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内需依然疲弱，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持续不振和消费内生动力仍然不足，都是宏观政策对经济进行了兜底。王一鸣分析，中国有效需求不足有体制机制因素，比如中国长期实行生产导向的财税体制，以增值税为主的生产环节税收占比较高，导致地方政府重生产、轻消费，使得消费增长往往跟不上供给扩张。“解决有效需求不足，短期可以依靠强化宏观政策力度，但根本上还是要从改革找出路，以改革破解难题。”王一鸣强调。
全球产能过剩、中国内需不足、贸易摩擦升级，本质上都是“国内市场消化不了过剩产能、资本就向全球扩张、全球市场触顶后、争夺就会升级为贸易战、科技战甚至地缘政治冲突”矛盾的体现。黄益平表示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一是产业升级换代：新兴产业发展。二是国内经济平衡：消费需求提升。三是国际秩序变化：全球南方共识。
实际上，中国经济放缓本质上是长期投资驱动型资本积累模式，在资本有机构成急剧提高后必然达到的临界点。黄益平分析，中国应对经济增长下行需包括宏观（财政货币）、行业（产业政策）与改革（市场化）政策的组合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功能转变，从直接推动工业化进程增长到助力创新活动。“创新活动从研发投入→研发成果→经济产出，既要有创新能力，也要有扩散能力。”黄益平认为。
2026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经济数据普遍超越市场预期。黄益平认为，2026年以来，中国经济运行发生了多方面积极变化，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2025年第四季度，要抓住当前积极因素明显增多的有利时机，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。比如，“投资于人”就是将资金和资源投入到教育、医疗、健康、就业、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，旨在通过提升人的知识、技能、健康水平和综合能力。
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和循环模式
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中国需要进一步找准经济中的“堵点”，以新思路实施好超常规宏观政策，精准发力，这就需要一个分析视角，即找到一个稳定的标尺与当前数据进行对照分析。于泽介绍，当前宏观经济分析中经常使用两把标尺：一把是历史标尺，即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周期进行类比；另一把是发达国家标尺，即与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等发达国家同一发展时期进行比较。
于泽分析，在对本轮经济周期中分析视角的历史标尺和发达国家标尺都失灵了：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规律深刻变化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加独立，与西方传统发展轨迹之间的差异不断加大。“为了全面预判今后经济走势，需要梳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征，找到新的分析视角和框架，即新的标尺。”于泽表示。
当前，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循环“堵点”，比如供给端“内卷”加剧、微观降本增效收缩性循环、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、地方政府收支压力加大、就业压力下预期变弱等，而在诸多“堵点”中最为关键的是总需求传导机制失灵。于泽认为，传统的经济周期传导方式，即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带来需求和价格上升，进而带动“利润和工资增加—资产负债表稳步修复—信贷扩张—拉动投资—推动经济上行”的链条失灵，财政和货币政策资金难以有效进入经济循环。
2026年，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，但是让中国经济走出一轮新周期，就需要打破当前经济循环“堵点”，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和循环模式。于泽分析，本轮经济运行新特征是中国进入发展模式深度转型期，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和机制性变化，但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，原有交易关系破裂、交易模式失灵，新的交易关系和交易模式还在形成中，导致市场供需错配，进入持续“内卷化”。
中国经济要摆脱粗放扩张的传统路径，必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。于泽分析，中国经济要根本性完成转型，多条路径下最为合适的是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，从资产化做大资产模式走向产业升级做强资产模式，实现新供给和新需求在高水平上动态平衡。为此，“十五五”时期的根本任务，就是要建设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与之匹配的现代化收入体系。他认为，宏观政策需要瞄准当前经济循环的“堵点”，统筹考虑节奏和持续性，稳中求进，不能盲目一次性打光子弹，看准的也要一次性给足。（记者 孟凡君）
转自：中国工业报